文/劉瑜

1．

那年上飛機前圓圓的爸爸對我說：到了紐約，一定要隨身帶5、60美元現(xiàn)金，萬一碰到搶錢的，這就是“保命錢”了。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告誡，于是我到了紐約之后，總是隨身帶著5、60美元的現(xiàn)金，隨時等待被搶，等了好幾年。如果那個迎面而來的黑人青年朝我拿出槍來，我就可以驚喜地掏出那些美元，說：你終于搶劫我了！

可惜7年來，這一幕始終沒有發(fā)生。事實是，這些年我在街上遇見無數黑人青年，其中有n個曾經笑嘻嘻地對我說：“hey, baby, you’re beautiful。”但是從沒有人對我：“Give your money to me.”事實是，不但想象中的打劫始終沒有發(fā)生，想象中的其它很多事情都沒有發(fā)生。比如結婚生子，比如開始熱愛學術，比如超越種族、文化、語言的障礙與世界各國人民打成一片。

而發(fā)生的事情卻常常是沒有想到的，比如911，比如在一個秋日的下午收拾東西去一個叫劍橋的地方。

說到和世界各國人民打成一片，這事的難度的確是我所料未及的，大約是我來美7年之后所有的“沒想到”里面最沒有想到的一個。以前我總覺得象我這樣的民族虛無主義者，結交五湖四海的狐朋狗友還不是輕而易舉，但是事實證明“文化差異”這個虛無縹緲的東西力量確實比我想象的強大很多。你和一個阿爾巴尼亞人可能政治觀念、喜歡的哲學家、電影、電子游戲一模一樣，你們甚至可以談戀愛，但是somehow你們就是不能成為“哥們”。

這個 “somehow”是如此詭異以至于用“文化”去概括它都顯得詞不達意。

2.

我還記得到達學校的那天下午，00年8月23號，在學校住房辦公室的門口，因為簽房約要照片，我在路邊翻箱倒柜地找照片。三個大行李箱，全鎖著，一一打開找照片，急得大汗淋漓。

為什么我后來見到的119街和記憶中第一次見到的119街如此不同呢？是不是脆弱感會讓一個建筑、一個街區(qū)、一個城市顯得比它實際上的更高大呢？

“你知道，一個人到一個新的地方總是特別脆弱�！�

后來我竟然做了住房辦公室的兼職員工，后來住房辦公室的主任在指導我怎么給新生簽約的時候這樣說。還有一個人跟我說過這句話，他跟我同一年來美國，去了另一個地方，很快結了婚，他就是用這句話來論證他為什么急于結婚。

年輕氣壯的時候，我總覺得一個人因為脆弱而結婚是多么可恥的事情，現(xiàn)在我覺得這也沒什么。人人都追求幸福，但是很多人的當務之急不是追求幸福，而是精神自救、不發(fā)瘋、不崩潰、不象大街上的那個瘋子一樣高舉圣經在車水馬龍中高喊“哈里路亞”。

又想起剛到美國的時候穿的那雙塑料拖鞋，腳背上鑲著兩朵小花。走在大街上，有人說：cute shoes. 我說：what? 他重復：nice shoes. 我又說：what? 他又重復：cute shoes. 最后，那個既不懂美國人贊美陌生人的文化又不懂英語的女孩逼得那個善意的路人停下來，湊在她耳邊大聲、一字一頓地說：I’m just saying your shoes are nice!
又不是搶錢，那么大聲干嘛。

還有另一雙鞋。牛仔的靴子，00年的生日禮物，由西岸來訪的某同學所送。那次該同學還和我一起從事了我來美之后的第一次shopping活動。我們在H&M買了大約200美元衣服，對于當時的我來說，已經是巨額消費了。我們高高興興地坐公共汽車回家，但是下車的時候忘了把購物袋拿下來。就這樣，穿著粉色滑雪衣的我，和穿著黑色滑雪衣的他，沮喪地走在紐約冬天的大街上，為丟失巨資購買的衣服而黯然神傷。

后來天就黑了，后來他就走了，后來在一場關于鞏俐演技的辯論結束之后我們就分手了，后來我就把那雙穿舊了的牛仔靴給扔了。

一個令人奇怪的事實是，為什么關于每一場戀愛，我們所能牢牢記住的，往往只是開頭和結尾而已。

或者，如果關于這個人你能記住的只是開頭與結尾，那么你們從來就不曾真正戀愛過。

3.

這7年，發(fā)生的事情是多么地少啊，簡直像一場我所厭惡的蔡明亮的電影，到處是長鏡頭里面目模糊的臉，對話稀薄，情節(jié)漫無目的。

At some point, I lost interests in making my life a soap opera. At some point, I started pretending I’m not home when people knock on my door.

那么，我到底應該出于對極簡主義藝術風格的欣賞而為自己的生活喝彩呢，還是出于對熱烈生活的向往而為自己的生活哀嘆呢？

也許發(fā)生的事情并不少，只是我對事件有一只巨大的胃而已。還寫小說了呢。還博客了呢。還專欄了呢。還和蚊米演繹了一場可以讓單田芳來講解的章回體愛情故事呢。

其實仔細一想，我在國內的時候過得也挺沒勁的。在清華的時候，不也是一個人，騎著一輛破自行車，獨來獨往。翻看當年的日記，里面并沒有鶯歌燕舞歡聲笑語以及“陽光燦爛的日子”�！吧�活枯燥得令人痛心。好象是在看一本書，翻到某個階段，奇怪地出現(xiàn)了些空白頁，一頁一頁，全是空白�！�

那我為什么老嚷嚷著想回國呢？難道就算寂寞，上面也要裹上一層熱鬧的糖衣？而今天　的地球上，沒有哪里比中國更熱鬧。

可是，熱鬧有兩種，一種是充實和豐富，一種是雞飛狗跳。

可是的可是，蒼白也有兩種，一種對能量的珍惜與節(jié)約，一種是荒涼與空洞。

如果從雞飛狗跳退出之后進入的只是荒涼與空洞，或者反之，這還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嗎。

4.

本來我還一直為離開紐約這個“大城市”前往劍橋這個“小鎮(zhèn)”而傷感的，后來我想通了：在美國這些年，雖然我名義上住在大城市，但過得其實也只是 “小鎮(zhèn)”生活。除了在波士頓那大半年，來美7年，我活動的范圍一直是一個叫做morningside heights的小社區(qū)：96街為南界、125街為北界、Riverside為西界、Amsterdam為東界，還不如劍橋大呢。

這么一小塊巴掌大的地方，就是我的紐約，我的西伯利亞。

來美7年，我沒有去過西岸，沒有去過“南方”，沒有去過阿拉斯加或者夏威夷。我并沒有強烈的旅游的愿望。我成為一個全球流浪者完全是歷史的誤會。我骨子里的理想就是坐在村頭那棵大槐樹底下給孩子喂奶而已。

他們說人生是一場旅行，我怎么覺得人生就是從一口井跳到另一口井呢。

他們還說時光飛逝如電，那說的大約是中國的時間，而不是這里的時間。這里的時間是寬闊平靜的河流，一點一點往前挪，還動不動斷流的那種。

7年來我的村莊幾乎沒有任何變化。110街的Right Aid，113街的Mill Korea，116街的Ollie’s，112街的Labyrinth bookstore……當然，110街的Dynasty早就不在了，旁邊的Café Taci也變成了一個墨西哥快餐店，新的West Side雖然重新開張，但是冷氣大得我都不敢進門。

我想起有一回坐在110街的Starbucks，隔著玻璃窗，看見外面出了一場車禍。我看到的時候，車已經翻了，斜躺在馬路中間的矮樹叢中，警察還沒有來或者已經走了，車里的人也不知道有沒有出來，幾個群眾在圍觀，更多的人若無其事地從旁經過。那天下午的太陽特別好，好到馬路中間的一場車禍都顯得非常安詳。

若干年后，想起我的紐約，我的西伯利亞，我的morningside heights時，我希望自己想起的，是這樣的安詳。

5.

24歲到31歲，對于一個女人來說，算是一段“黃金歲月”的流失？我試圖為此傷感，但卻傷感不起來。時間嘛，哪一段和哪一段不是差不多。一想到一個30以上的女人為自己的年齡而自卑本質上是迎合男人的世界觀和審美觀，我就更覺得不能讓他們得逞。事實上，青春簡直是個負擔呢。它讓你對生活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讓你以為“世界歸根結底是你們的”，現(xiàn)在好了，這誤解消除了，該干嘛干嘛去，還少了上當受騙的屈辱感呢。還更好。

寫畢業(yè)論文的時候看了不少紅衛(wèi)兵傳記，從此簡直討厭青春了。年少，口號，不知天高地厚，以為大地在你腳上，荷爾蒙武裝起來的正義感，這些東西攪和起來，人就操蛋了起來。而這操蛋中最操蛋的一點，就是那貌似“反叛精神”中隱藏的諂媚情結以及herd mentality.

對，我31了，在異國他鄉(xiāng)如你們所幸災樂禍的那樣變老了，但是我并不傷感。

6.

總還有些變化吧，比如說，政治面貌？其實也說不上什么變化，99年開始上網之后，因為網上辯論，發(fā)現(xiàn)自己在向理性底線不斷退卻的過程中，退到了一個叫做 “自由主義”的地方。其實從來沒有刻意在某一個陣營里安營扎寨，但是接下來的7年里，我發(fā)現(xiàn)自己在幾乎每一場政治辯論里、對每一件事物的看法里，都不斷回歸到這個立場，最后不得不承認這個立場對于我具有一種“地心引力”。

7年來，我已經從一個“自在的”自由主義者變成了一個“自為的”自由主義者。我并不以前更反動，但是我的反動比以前更頑固。

順便說一句，我不認為自由主義是我的政治信仰，它只是我的政治底線。事實上自由主義真正關心的只是底線問題，而其它主義者關心的大多是藍圖問題。

不是沒有過惶惑，not politically， but socially。過去7年，作為一個留學生中的右派，我漸漸意識到自己“雙重少數派”的位置。在中國留學生當中，我當然是少數派。但即使是在美國學界，我也時常處于“少數派”的位置上。7年來目睹了美國高校越來越被喬姆斯基這樣的極端左翼占領的氛圍，而我特別反感這樣的氛圍，反感喬姆斯基等恨不得把那些 “流氓政權”描述呈詩情畫意的“和諧社會”的架勢。

我想我骨子里其實挺neo-con的。當我說我靈魂深處是個“老頭子”的時候，我指的“老頭子”是那個已經死了很久的、現(xiàn)在已經被媒體搞臭了的、據說是新保守主義鼻祖的猶太移民Leo Strauss。

7年過去，作為一個Leo Strauss的當代中國女文青版，我逐步克服了“雙重少數派”地位帶來的孤獨感。豈止克服孤獨感，簡直培育出了一股“我看你們能把我怎么地”的焦大感以及高爾基的海燕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不再需要有意識、無意識、潛意識的herd mentality。用北島老師的話來說：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7.

如果我把過去7年的生活當作一個電影，放給7年前那個剛下飛機的女孩看，她會不會很失望呢？會不會失望到說“啊，就這樣啊，那還是算了吧，我買張機票回去算了”？

來美7年，我最痛心的一點，就是自己沒有如愿以償地愛上學術。但是出于生計的原因，又不得不一直從事學術工作。不幸的是，對一件我并不熱愛的事情，我竟然還有一點天分，至少足以通過考試答辯論文找到一份還算體面的工作。

最近老看蚊米他們打Texas Hold’em，一個發(fā)現(xiàn)：抓到爛牌固然不幸，但更不幸的往往是抓到好牌–好但不是最好的牌。我的學術天分對于我，就是這樣一副好但不是最好的牌。

以前王小波對“反熵”行為表示欣賞時舉過一個例子，一個登山者解釋自己為什么愛爬山時說：不為什么，因為這座山在這里。

沒有比這更可悲的答案了。我為什么要讀博士呢？因為“博士學位在那里”？我為什么要出國呢，因為“美國在那里”？

00年的冬天，在我還是西岸某同學的女朋友的時候，有一天晚上，我曾經突發(fā)奇想，給他打電話，說：我想退學！我要考電影學院！

西岸同學當即給予了否定，為此我們大吵一架。

當然事后我并沒有去考電影學院。我想究其原因，不過是因為我嫌先下這個山、再爬那個山，路途太遙遠而已。

可是有時候我會暢想：What if？

弗洛姆說，“逃避自由”是人的天性。在我看來，逃避自由的表現(xiàn)就是：“因為山在那里，所以我要爬山”。

讀關于“延安整風”以及的著作，讀來讀去，結論只是：一切洗腦（整風）的成功要旨，不過在于幫助人們逃避自由。當一個體系能夠用邏輯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問題、并且保證這些答案的光榮偉大正確的時候，的確，還有什么自主思考的必要性呢？

Am I escaping from freedom by climbing the academic mountain in front of me?

這是一場多么不辭辛苦的逃避啊，幾乎可以說是艱苦卓絕，從一個大陸到另一個大陸，從另一個大陸又到另一個小島。

從前有一個女孩，她總是非常焦慮。有人問她：你為什么總是那么焦慮？生活多么美好啊！她說：我也不服啊，但是沒有辦法，我缺乏智慧，總是要翻山越嶺才能到達一個近在咫尺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嗎？我有一種預感，我相信自己會越老越快樂的。

后來呢？

后來她就去了英國。